■本报记者 杨晨光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

　　到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前，饶子和在全校召开了中层干部新学期工作部署会，许多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实验室主任都没有参会。“办公室同志告诉我，因为这些教师都不是副处级以上，所以未能参会。”饶子和感慨地说，“这是典型的高校内部管理行政化倾向。教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他们却不能听到校长布置的新学期任务，这怎么行?当然，这也是我工作中的一个失误。”

　　大学校长亲身感受到了行政化倾向给学校办学带来的不良影响。尊重学术权威还是看重行政力量?大学如何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避免行政化倾向，成为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

　　不能用行政手段和思维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大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只是行政化倾向的浅显表现，它并不带来对大学办学的本质影响。”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说，“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本质影响是：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

　　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沈志刚告诉记者，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比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所有这些都是由学校的职能部门去做，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

　　沈志刚说：“学校或教师一些弄虚作假的做法，学生心里很清楚，这会导致他们在学习时的责任感大大下降，并对以后的工作缺乏认同感，无形中对学校学习风气的形成、对学生今后的成长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