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国 原春琳

　　坐出租车的时候，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经常会问司机：“日子怎么样?”

　　他得到的答复往往是：啊呀，日子倒还好，就孩子上学的问题……

　　提起教育，仿佛每个人都是专家——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委员的体会。他说，现在不光搞教育的关注教育，不同群体、不同个体都在关注教育，而且“每个人都有话要说，有话可说”。从政协提案就能看出来，各界、各组都会提教育问题。

　　在有关教育的所有方面，都存在截然相反的理念和利益冲突。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为国人描绘了10年间的教育蓝图。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项工作，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反复征集民众意见。但即便是这样制定出来的改革和发展方略，仍然不能令人人都满意。

　　各方意见最一致的是“加钱”——教育经费投入尽快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4%。这是很多人尤其是教育界多年呼吁解决的问题。据政府有关部门消息，这个问题今年即将画上句号。

　　但即便是“加钱”的意向，其实也一直有人反对。有相当多信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经济学者对教改发表意见，头一条就是取消公立学校，把教育完全交给市场。如果非得办公立校不可，也要实行“教育券”制度。投资私立营利性教育的企业家们更是一直为此呼吁。

　　最近各方意见分歧最大的，则首属大学自主招生。报纸上、网络上已经炒了近半年。

　　在教育问题上为什么难寻共识?教育为何动辄得骂?

　　用叶公好龙的态度迎接改革?

　　“不同的利益群体，诉求不同。我觉得批评多是好事。”钟秉林对记者说，“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越来越多人想接受教育，想接受好的教育，这是好事。我个人倒是有平和的心态。”

　　最常挨骂的是高考。高考被世人诟病最多的是模式太僵化，“一考定终身”的方法不科学。

　　后来，高考有了改革，根据每个地域不同的特点，尝试分省命题。批评的声音又来了，甚至远远盖过了对这种探索的表扬。

　　北京市尝试单独命题，第一年的重点分数线大大提高，被外界批评：在全国一张卷子的情况下，北京重点分数线位居全国后几位，北京故意把题出得很简单，是给自己擦粉吧?

　　过几年，北京试卷出难了，批评又来了：这是为难考生，难题并不能考察学生的真正水平，不能体现区分度。

　　自主招生就更是如此。2003年，教育部放权部分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很多人叫好，认为自主招生提供了选拔人才的更多元的“尺子”。但同时就有很多人担心：公平性怎么保证?那些试点的名校是不是为了“掐尖”?农村的孩子有机会参与这场游戏吗?

　　“当改革真正来的时候，我们对它的求全责备太多了一点。”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全国人大代表张志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这样的改革，人们应该少一点“叶公好龙”的态度。

　　“我们都呼吁‘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但是当我们多了几把尺子的时候，我们就反对它，说这个可能有社会不公问题，可能有腐败问题，可能选不出所需要的人才。有一些批评，我认为是非理性的。”张志勇说。

　　张志勇指出，应当注意到，社会上很多人也在倡导教育改革，但是如果按照他们的改革方案走下去，反而可能会导致倒退。

　　“现在的环境真是太不好了。”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委员说，各校都处在摸索阶段，探索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探索中学的办学自主权，但是还没探索多远，大家就纷纷指责。

　　“自主招生是一种探索，总要给时间慢慢地找到一套或者几套办法。如果不改革，还是按照既定的高考走下去，这个指挥棒的消极作用永远也不会消失。” 她提醒说，理想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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