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提过高期望来讨好公众

　　张志勇代表承认，人们批评教育，首先确实是因为教育自身有不足之处。

　　“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我们管教育的人。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打基础来办教育，还是为了政绩来办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此，张志勇提出，首先要解决党政官员的“教育政绩观”问题。

　　张志勇对记者说，有些教育工作者认为，所谓“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升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这可能吗?

　　在葛剑雄委员看来，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政府给百姓开的支票太多，造成大家期望值太高。这样一来，大家都会感到失望。

　　他举例说，“纲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这个目标即便实现，公众也不一定会满意。当毛入学率真正达到40%，如果教育质量得不到保证——比如现在有些大学恐怕连重点高中的水平都没有——到时候升大学不是问题了，但都挤着升到名校，能满意吗?

　　“教育的改革要积极推进，但是千万不能用过高期望讨好公众。”葛剑雄委员说。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委员说：“我觉得这几年有个困惑。我们看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上有改善，毛入学率也有提高，但我看到周围的年轻学子，总体来说不是特别高兴，好像教育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很多。”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中国人的心智是不是真的通过我们下了这么大工夫的教育，得到了挖掘?”柯杨说。

　　张志勇说，有很多校长、家长总想教育孩子做“人上人”，对孩子有形无形、有意无意地灌输“知识改变命运”，改变所谓“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不做农民，不做工人。这是什么样的教育价值观?鄙视劳动者，我们的劳动价值观上哪儿去了?

　　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社会

　　然而，张志勇无法对人们说清楚上大学无法改变命运的道理。

　　用葛剑雄的话说，当每个人都发现普通的工人、农民社会地位不高，而社会地位高的人是通过考大学得到的地位，你怎么去让人们相信你说的道理?

　　“我认为本质的问题是社会不公，引起了阶层之间的过大差距。”葛剑雄说。

　　在葛剑雄年轻的时候，大学只有少数人能上，门路很多，不一定非要念大学。念师范、上技校、做学徒，没有人觉得是可耻的。但现在，人们认为只有上过大学的才是“人才”，好像除了上大学没有别的出路。教育不是学校的事儿，成了全民的事儿。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考不上大学、考不上好大学，人们就会骂“教育制度有问题”。这是荒唐的。

　　在张济顺委员看来，在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观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成功?

　　张济顺上中学的年代，对很多人来说，当工人就是成功的标志。而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她拼命地读书，希望把失去的10年时间找回来。同学们也都没有特别多的个人职业设计。

　　张济顺说，在社会的剧烈转型和变动中，经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革，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面临着重建，而教育也是其中的一环。

　　葛剑雄说，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为人提供广泛的出路，人们就不会把上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升学这一条独木桥上。而且，如今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不允许出现失误，就过度关注教育了。

　　柯杨委员指出，教育原本的功能是教化人，让人脱离人性的弱点，教人生存的本领，还有一个作用是改变人的社会地位。这个作用在过去这些年里，在高度功利化的社会中，被强调得过分了。人们把改变命运的筹码都放到升学上了。

　　她说：“我们的社会目标是单一的，不是多元的，过分以物质利益为追求。所有的人都觉得应该进北大，其实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进北大。对教育期望值的单一，其实是因为社会目标的单一。”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的骂名，是教育界自身无法全部洗掉的。因为教育问题的根源在社会。葛剑雄举例说，户籍制度与升学挂钩，逼着孩子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去考大学;高校“去行政化”，首先需要从公务员、从政府部门改起;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家长整天商量贪赃枉法，孩子诚信得了吗?任何改革都需要各方面配套，只改教育，相当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本报北京3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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