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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一个正在健康和谐发展中的基金会

2009年02月13日 15:30
文/慈善家杂志记者 袁月霞 张越

    2006年3月30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成立,相比于其他很多基金会,它的成立并不算早。经过近三年时间的发展,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募款数额已颇可观,截至2008年底,该基金会三年来共募集到协议捐赠款、物21.21亿元(含政府委托项目6.55亿元),捐助困难学生约69万人次。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已经被数量不等地分配到基金会已经实施开展的73个助学助教项目中。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发展初期的这些成绩,主要拜三方面因素所赐:一是全社会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注;二是国内企业与个人公益慈善意识的兴起与逐发增强;三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前、始于1993年的充足的调研和筹备工作,以及成立后所采取的高效灵活的工作方式。

    在世界经济步入寒冬的特殊时期,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除了要力争经济发展速度的稳步增长,还要保证社会建设的稳步进行,保证不同社会群体在利益波动调整时免受太大牵连,保证社会发展的和谐。

    信心,是这个特殊时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家政策拾遗补缺的慈善公益基金会而言,它们不仅需要通过自己的工作给被扶持者树立发展的信心;也需要为募捐者能够捐出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增添信心;更要让社会大众对基金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充满期待和关注。

    所以,社会各界在呼唤经济发展的春天外,也更加呼唤公益慈善的春天。我们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这个年轻但有活力的基金会为样本,通过对她的解读,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大浪淘沙的形势下,或许可以摸索到基金会在我国未来发展的某些范式。

国情呼唤 形势使然

        在北京最喧嚣的购物区之一——西单商场一带,沿繁华马路拐进一条名为“大木仓胡同”的地段,顺街直走,会看到一处古色古香的旧式院落。这座建于清军入关之初的宅第,是清代开国元勋济尔哈朗的府邸,名为郑王府,属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如这座被群楼和繁华包围的古典建筑不屑与周围现代的高楼争艳一样,里面的新主人和及其工作似乎也与周遭的繁华毫无关联,但是这里每天所处理的信息,却可能直接影响到中国千千万万个学生,以至于千千万万个家庭,因为这座宅第新“主人”的名字叫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为旧宅的新主人,该基金会也有自己的“姓氏”,其管理者说:“我们这个基金会一方面姓‘公(益)’,另一方面姓‘教(育) ’。”它的成立,顺应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教育事业的需求,赶上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步入快车道、更强调“质”的发展的新时期。而这两方面的因素,也决定了其成立时的高起点和高目标。

教育国情的呼唤

    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下称《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指导我国上世纪90年代乃至本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纲要》中还正式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末达到4%”。

    “4%目标”的确立,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来在《教育法》中提出了“三个增长”以保障教育经费的投入,即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

     然而,由于各地发展情况不均衡,对上述法律和法规的执行情况也不尽一样,再加上虽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基数很大,却由于人口基数同样庞大,财政收入免不了存在分配领域广泛和人均分配值偏小的尴尬。在《纲要》颁发的199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4%。据统计,到2007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2%,比2006年的3%增加了0.32个百分点。但距离实现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和人才强国的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也相对贫乏。要想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财富,把相对贫乏的自然资源做到极大化利用,必须依靠科技教育。而教育又是科技的基础。为此,正确的战略选择,则是大力优先发展教育。而优先发展教育的一个前提之一,就是要认真解决经费投入问题。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在颁发上述《纲要》时,结合当时我国的国情、国家财力的总体状况及发展教育事业对经费的需求,在总结对比国内外教育事业发展情况后,意识到只靠政府单纯投入来发展教育是不够的,应该呼吁并利用日益壮大的社会力量来筹备教育经费,支持和发展教育。于是,《纲要》提出了多渠道筹措资金来发展教育的理念,其中就包括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全国性的“教育基金会”的构想。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原本计划在1994年前后成立这个基金会的想法,十多年后才成为现实。

公益布局之需求

    2008年12月5日,中国民政部发布了“中国慈善事业三十年发展成就辉煌”报告,报告称,截至2007年底,作为慈善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基金会数量已达1340家。

     在2008年11月1日举行的“2008中国全球公益慈善论坛”上,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在提到现阶段我国慈善组织存在的问题时,指出它们在行业协作、宏观协调以及专业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仍需待改善。

    可见,虽然社会公共意识的提高以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放宽,为各类基金会的创办提供了条件,但是基金会数量的增加和工作质量的整体提升并未完全实现同步。它们在相互协作、专业化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作为,这样才能整体推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软实力变化之促进

    改革开放后社会观念等软环境的变化,也为各种公益基金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是比较隐性的原因,包含政府理念和民间意识两个层面。对政府而言,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在实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优势,发动民间力量来支持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收入的提高,为充分调动社会公众更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创造了条件;此外,发展社会公益事业对于弘扬高尚的社会文化和保障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对于民间力量而言,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后,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意识逐渐强烈,对公益事业的认识逐渐深化,参与捐款的行为也逐渐增多。这一结果不但表现为作为非盈利性质的各种公益慈善性基金会相继成立,更表现为这些基金会赖以持续发展的资金,则应主要来源于千千万万海内外民间人士和企业团体。所以,是政府和民间力量在观念上的契合促成了我国各种公益慈善基金会的相继成立。

水到渠成,顺势而出

    由于上述的客观大环境的促进和筹办工作的抓紧进行,2006年3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财政部共同支持发起的全国性教育公募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终于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告成立。它的主要义务,是作为一个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通过募捐,配合政府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原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保庆担任理事长,李岚清和彭珮云为基金会名誉主席。

     从1993提出构想,到2006年正式成立,提到基金会成立过程的漫长,张保庆颇有感触,他说:“我们失去了不少可以募到大批捐款的机遇。”

    在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原国务委员、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表示,发展教育事业,一方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继续加大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要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汇集民间的资金为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作为一家年轻的基金会,虽然因为筹备时间长而失去了很多募捐的机会,但是从另一面讲,长期的准备也为它走向科学、高效、专业以及可持续发展之路奠定了基础,可以较为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其他基金会的发展经验。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宗旨是:向海内外广泛募集资金,重点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同时亦支持一些贫困地区解决在改革发展教育事业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

     截至2008年底,不到三年时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已募集到协议捐赠款、物21.21亿元(含政府委托项目6.55亿元),捐助困难学生约69万人次,并开展助教项目58个。而在基金会目前的13名工作人员中,只有6名为全职人员。如果不具备工作的高效和对外界高度的公信力,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难以想象的!

立足教育 助学助教

    作为一家全国性教育类的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宗旨是开展经常性的全国助学、助教及其他有关活动,促进中国教育及其他有关事业的健康发展。它所开展的公益项目也是围绕助学和助教展开,囊括了教育领域的许多方面。其中资助国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是它的核心内容。此外,它还会资助那些赴中国内地学习、进修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家庭困难学生;对于一些贫困地区在解决改革发展教育事业的过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难也予以支持和援助;那些为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个人和单位,该基金会也会适时给予奖励。到目前为止,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已经开展的各种助学助教项目有73个。

地震灾区学校建设项目

    “5•12地震”发生后,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做出紧急部署,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进行呼吁和宣传。2008年6月25日,民政部发来批复函,同意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开展抗震救灾活动。为了依法依规开展募捐活动,基金会制定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赈灾捐赠管理办法》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赈灾捐赠管理办法补充条例》,迅速投入救灾工作,通过开设捐赠热线和捐赠办公室、依靠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开展海外募集等多种形式,开展对灾区学校和学生的募捐工作。

    灾区的重建,尤其是教育系统的重建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在大量有爱心的企业和个人纷纷将爱心款通过各种公益基金会捐向灾区后,正确、有效地使用这些捐款,不但是对捐助者和灾区群众的一种责任和交代,也是对基金会工作效率和透明度的一次考验。


2008年10月28日张保庆理事长在四川汶川县检查监督雁门小学重建工程进展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汶川地震”后,共收到了来自境内外的抗震救灾协议捐赠2.92亿元人民币。其中包含很多定向捐款。这些定向捐款,包含着捐赠者的一个普遍愿望,是希望能用所捐款在重灾区重建学校,且希望学校能尽快建成。

     灾区百废待兴,许多重建学校需要统一规划、整合,捐建项目难以很快落实;灾后学校重建标准大大提高(平均每个学生为四万元左右),大部分捐赠者的捐款难以独立重建一所学校;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捐赠者都想把自己捐建的项目建在重灾区,从而形成项目扎堆,增加了落实工作的难度;许多捐赠者都想亲自到灾区考察,大都有一种不放心之感;灾区交通、通讯不便,给落实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领导清醒地认识到,能不能把定向捐赠款规划好、用好,既关系到灾区学校的灾后重建,关系到捐赠者的心愿,也关系到基金会的声誉和公信力,对基金会本身也是一种考验。基金会必须特事特办,把能承担的工作全部承担下来,既不为灾区添麻烦,又要让捐赠者放心。于是,针对灾区学校的重建项目,他们把工作的重点确定为千方百计抓好前期准备工作。为此,基金会的领导多次同灾区教育行政部门协商,正、副秘书长同捐赠者反复沟通,对拟捐赠项目的款项一再优化、整合。同时,又请教育部派往重灾县的干部出面,直接与所在县协商,以最快的速度确定项目。在项目初定后,正、副秘书长轻车简从,早出晚归,到几个项目县一一督办、检查。2008年10月底,正、副理事长再次赴四川四个项目县现场办公,研究解决有关问题。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有序地展开。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重点捐建的5所学校均作为项目县的第一批开工项目,已完成了所有前期工作,并已陆续开工,并保证在2009年秋季开学时投入使用。这5所学校是:汶川县雁门小学、绵竹市拱星平安学校、什邡市禾丰小学、北川县通口小学和桂溪乡平安小学。另外,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还将参与重建其他七所灾区学校:江油市厚坝镇中心小学,汶川县阿尔小学,平武县锁江羌族中心小学,崇州市元通小学,什邡市蓥华中学,彭州市职业中学和丹景山初级中学。以上12所学校,基金会共投入资金7375.37万元。

     例如,四川省汶川县雁门小学,在“5•12”特大地震中被夷为平地。据该校校方介绍,在这所学校的重建项目中,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按援建协议将投入2000万元的资金。目前,整个重建工作已完成前期的各项准备,并计划争取在2009年9月1日,使学生在新学校开始新的学习生活。该校相关负责人认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支持既及时又实在,不仅为‘抗震救灾、重建校园’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极大地增强了我们重建校园的信心,且对汶川县教育的长期发展、全县教育的提升有着的深远意义。

    灾区学校重建项目的调研和研究落实,可视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高效工作的一个缩影。除了因2008年这场意外灾难而对灾区及时作出特殊募捐和援助外,基金会日常开展的教学助教项目也在有序进行。

贫困高中生成长计划

    为支持教育事业的和谐发展,促进教育进一步公平,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充分发挥“拾遗补缺”的作用,与有关方面合作,竭力开展对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2008年,“中国建设银行资助贫困高中生成长计划”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一中学学生资助款发放仪式

    例如,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合作。双方签订协议,由该公司在2007年9月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1.2亿元人民币,由双方共同实施“建设未来——中国建设银行资助贫困高中生成长计划”。 该项目的内容是: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该公司每年从捐赠资金中支出2000万元,用于资助全国(重点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部分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1500元。该项目实施方式为,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每年会与建行总行商定全年1.33万人资助名额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分配方案;中国建设银行各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一同确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部分学校的分配名额;各相关学校组织学生申请,并将申请材料以校为单位报送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对所有材料进行审核并最终确定受资助学生名单;名单确定后,将资助款分两学期(每人每学期750元)汇至各相关学校,由校领导或班主任发至每位应资助的学生手中。

     该项目实施两年来,已对2.6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生进行了资助。经调研,对于许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得到“成长计划”资助款的资助,无疑是雪中送炭,有效缓解了他们在生活、学习方面的经济压力,帮助他们走出经济困境和心理困惑,保证他们更好地完成学业。受助学生本人及家庭在获得资助后都十分感动,这些学生都表示自己一定要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祖国、回报社会。

困难大学生支持计划

    资助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始终是基金会在助学方面的一个重点。两年多来,已先后资助了几万名困难大学生。例如,2006年9月,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该集团公司向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由双方共同实施“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完成学业。

    该项目的实施时间为2006年至2009年,现已开展了三年,先后共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1988人次。该项目的实施方式为,每年由吉利教育资助计划办公室根据计划安排主动寻访各地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寻访工作组深入学生生活环境,了解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学习情况,确保将资助款用到真正需要资助的学生身上。吉利教育资助计划办公室确定受资助学生名单后报送基金会,基金会将资助款直接拨至每一名受资助学生的银行卡上。

中西部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

    近两年多来,基金会共实施助教项目58个,支出资金共6.5亿元。为帮助一些地方解决在改革发展教育事业方面遇到的一些特殊困难尽了绵薄之力。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是与中国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于2006年开始开展“中西部中小学校长培训项目”和中西部地区中小学“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项目”,2006年-2008年中移动共捐赠3000万元,为中西部中小学校培训了3600名校长,并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小学建设了1000所图书室。这些项目的启动,正是与国家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相结合,从最受关注的教育问题入手,具有聚焦教育领域、注重长远发展等特点。同时,这一项目还充分发挥了中国移动自身的技术优势,从信息化的发展、应用和体验三个层面使西部农村中小学校长全方位地感受到农村信息化、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加深了这些站在西部教育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对未来农村发展的认识,坚定了他们投身祖国西部教育事业的信念。因此,这一项目一经推出就得到了西部中小学校长的积极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此外,中国移动又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不断探索、丰富、拓展募捐渠道和助教方式。例如,双方自2006年12月开始,开展了“倡导文明、传递爱心”公益短信大赛活动。两个月内,获得捐赠475万元。这笔捐赠用于资助宁夏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08年两家又联合开展了“全球通客户自愿捐赠爱心积分”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对捐赠额度不设下限,充分发挥积少成多、聚沙成丘的作用。活动所得捐款552万元,用于支持四川、重庆等地的110所中小学校购置体育设施。最近,中国移动又与基金会签署协议,决定在全国中国移动1.2万多个营业网点设置募捐箱,所募资金全部支持中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行动既显示了公司领导对公益事业的重视,也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打造“品牌”公益形象。


期待重建学校的灾区孩子

    通过与各类热心公益企业的有效合作,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拓宽了教育基金的资助面,提高了资助效率。随着合作的深入和项目运作的成熟,这些基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教育辅助作用。

资助学生就是投资未来

    资助困难学生就是投资未来。本着这一理念,基金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资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两年多来,已开展了15个助学项目,资助人数69万人,资助金额达7.3亿元。期间发生了不少感人的故事。刘志(化名)是河北省定兴第三中学的一名学生,因为父母双亡,他和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由于家庭特殊,经济压力大,他曾有过辍学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及时得到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的资助,每学年能够获得1000元的资助,从而可以安心读书,不再为是否应该继续学业的问题所困扰。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是经国务院批准,于2007年年底开始,由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3亿元支持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开展的教育助学项目。该项目主要资助中西部地区的县镇和农村普通高中家庭经济特困学生,发放范围包括中西部的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惠及30万名学生和6016所普通高中,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000元。该项目在财政部、教育部的领导下,委托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具体操作。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在接到这批公益基金后,急千万贫困学生之所急,迅速开展工作,联合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全部落实完毕,于2008年3月20日前将资助款汇至每一个相关中学,并发到应受资助的困难学生手中。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网站上,记者看到,在“接受资助名单”的列表内,该会对助学项目所有受助学生的名单全部予以公示,从地区、学校名称到学生姓名和所在年级统统列出,以接受社会监督。

    为了检查这项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实际效果,在2008年的4、5月份,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做出部署,要求有关省份先对本省范围内的相关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在此基础上,该基金会会于2008年5月底至6月中旬派出两个检查组分别赴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湖南、贵州和广西六个省份进行抽查。六月下旬,基金会主要领导又率组赴河北省现场评估。检查结果表明,各相关省、自治区领导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非常重视彩票公益金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特困学生的工作,均做到了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操作规范、及时发放;并认真贯彻了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收到了受助学生人人满意、无一人告状的效果。社会各方面一致认为,彩票公益金项目的实施,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心和关怀,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公平,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在普通高中阶段助学政策方面的空白。

    上文提到的河北省定兴第三中学受助学生刘志(化名),在受到公益金资助后,由于经济压力的减小,学习成绩一路攀升,由入学时年级排名900多位,上升至年级前200名。该校另一名学生李强(化名),父亲为聋哑人,家庭生活极其贫困。李强在得到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资助后,现在的学习成绩变得非常优异,期中考试班级排名第二。

    除了彩票公益金的项目,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还与企业合作开展了其它助学项目,资助大批困难学生得以顺利完成学业。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第一完全中学的29名经济困难高三学生,在2007年曾得到“成长计划”项目每人1500元的资助。在2008年高考中,这些受资助的学生全部上线,考取了理想的大学;同样接受 “成长计划”项目资助的西宁市第五中学的22名高三学生,也全部考取了本科大学。

    根据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工作计划,基金会资助困难学生的人数,在2009年将会进一步增加。经国务院批准,在2008-2009学年,中央财政再安排6亿元彩票公益金专项资金,委托基金会继续开展对普通高中困难学生的助学项目。这笔资金除了继续用于帮助中西部县镇和农村公办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外,还将对2008年地震重灾区的普通高中学生给予特别资助。其中包括安排2.27亿元用于资助四川、陕西、甘肃地震重灾区月22.7万名普通高中学生,资助面为70%;安排3.73亿元用于资助中西部非地震重灾区的县镇及农村37.3万名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总人数为60万人,比2007年的数字翻了一番。资助标准仍为每生每年1000元,分两次拨付,每人每学期500元。目前,此项工作第一学期的所有资助款已经汇至每一个相关中学并已发到应资助学生的手中,第二学期的资助款将于2009年三月份春季开学后按时发放。

    与此同时,基金会还与企业合作千方百计做好其它助学项目,具体情况(2008年)见下表:

项目合作方 项目名称/范围 资助对象 资助总额 资助人数
上海多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志宏教育推广专项基金 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 690万元 2300人
吉利集团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吉利教育资助计划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471.72万元 635人
树华教育基金会 资助困难高中生和初中生 家庭经济困难高中生、初中生 350.88万元 1752人
海南世界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鑫鸿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金历助学助教专项基金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260万元 520人
天津天狮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李金元教育资助计划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 100.86万元 464人
深圳市晓扬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晓扬教育资助专项基金 家庭经济困难女大学生、女高中生 388.84万元 1042人

    除上述助学项目外,2008年,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还通过直接接受个人申请的方式,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约3万名,资助金额总计5720.55万元。所以说,在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这座小小的旧式院落,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每天所处理的信息将有可能影响到中国千万个学生的未来,进而影响到千万个家庭的未来,他们的未来也就是中国的未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也许在这里可以得到体现。

    从1995年,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正式提出,到1996年, “科教兴国”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后,在教育领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历史性政策措施:自2003年开始实行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到今年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校统统免交学杂费,另向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材并实施生活补助。这一切都无不在向社会宣布:办好教育对一个国家的未来多么重要!

     然而,正如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伴随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样,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教育本身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一种有益杠杆,其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更有必要先通过各种手段来消除。而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功能,从微观上讲,是对一些学生、教师及学校个体的一种帮助;从宏观上讲,则是配合政府,力所能及地缓解教育资金、资源在地区、学校等范围内造成的一些不平衡,亦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缺口、减小差距。让人人平等地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它的工作,是对一个国家未来的投资。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忽如一夜春光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慈善”一词不仅脱离了以前的 “消极的救济”、“施舍”等负面色彩,并且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慈善反映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的一种变化,甚至成了爱心、责任的代名词。

    慈善似乎一夜之间炙手可热。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慈善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民政部统计,近年来我国基金会呈现出快速增长势头。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基金会1369个,比上年增加19.67%。全国共有公募性基金会900个,非公募性基金会469个。慈善机构的遍地开花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业内人士担忧,由于中国的慈善事业毕竟起步较晚,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也决定了中国的基金会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慈善路子,中国慈善机构的发展之路将并不平坦。

    “实际上,基金会怎么运行大家都在摸索”,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指出,如何办好基金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了摆在各个基金会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正如张保庆所言,虽然我国基金会数量在慈善热的影响下迅速增长,但是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和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那么,未来将有一批基金会面临生存考验。

基金会应当建立精简灵活的运作机制

    如何办好基金会是张保庆经常思索的大问题。在分析了一些基金会失败的案例后,张保庆认为,机构庞杂、各种花销过大,是制约基金会发展的瓶颈之一。“基金会的组织结构一定不能和行政机关雷同,人员必须精干,运转机制必须灵活、低成本。”


2008年6月下旬,为了检查“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的落实情况及实际效果,基金会主要领导率组赴河北保定现场评估

    自基金会成立开始,他始终坚持用人要精简,注意培养以一当十、能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目前,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共有13名工作人员。其中全职工作人员有6名,其中办公室1名、募资部1名、财务部2名、资助部2名。只有这6人是从基金会拿全薪。而另有5人虽在基金会工作,但仍在原来的单位领取工资。还有2人为兼职,只从基金会领取少量补贴。作为理事长的张保庆,则以身作则,除自己在教育部领取工资外,“自上任以来,没拿过基金会一分钱”。

    “多用兼职人员,少用专职人员,少数专职人员的工资也不能定得太高。”张保庆希望这样做能把基金会的开支压到最低,把钱都用到困难学生身上。“如果人用得太多,捐来的钱还不够养人的呢!”在张保庆看来,辛辛苦苦募来的钱,必须要管好、用好,“我们做的一切都要为了困难学生,我不敢说能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办成最大的基金会,但一定会办成最好的基金会之一。”

    日常工作,尽量减少中间环节。一般不采用开会、发文件这种工作方式。如遇到特殊情况,必须开会研究,也要开短会,开小规模的会。精简的机构、精干的人员,灵活的运转机制,不仅为中国教育基金会减少了开支,更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募款不能损害基金会声誉

    基金会数量的增多,也使得基金会之间互相竞争,有时企业的一笔捐款要同时考察数个基金会才能决定最后捐赠给谁。这种情况对当前基金会的公信力、透明度以及项目运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一些竞争力较差的筹资型基金会则面临着随时出局的可能。

    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维护基金会良好声誉是头等大事,凡是有可能损害到基金会声誉的事情,张保庆坚决回绝,无论对方抛来的绣球具有怎样的诱惑。 2006年底,是股市最热的时候,某一公司表示要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人民币,但要求将捐款投资股市。一面是5000万元的巨额捐款,另一面则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三条铁的规定:“坚决不炒股、坚决不跟别人合资办企业、坚决不搞无把握的投资项目”。张保庆说,“我会对所有捐赠款,一律要求确保资金安全,不得用于购买股票、资金拆借等风险性投资业务。考虑到5000万捐赠款一旦汇到基金会的账户,我会就应对资金安全负责,为避免投资风险可能造成的资金损失并由此影响基金会声誉,经协商未果,我们最终婉拒了此笔捐赠”。

    2007年,某企业要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300万元,但同样也提出了要求:300万元汇至基金会账户后,对方要求允许其以基金会的名义开展募捐活动,“由于我会工作人员少,无法全程监管其募集资金的行为,不能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性和过程的公开透明性,我会也婉拒了此笔捐赠”。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三年来,仅拒绝这样的捐款就有十几个亿!”这个昔日的教育部副部长,讲到这十几亿溜走的资金时并无半点悔意,因为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名誉重于一切!

    卸任后的张保庆原本可以颐养天年,但自从到了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后,张保庆就没有过上悠闲的生活,他四处“化缘”,靠自身的工作、形象和诚意,为基金会争取企业和个人的捐款。正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良好的声誉,才有了基金会的一笔笔捐款,为基金会运作提供了资金保证。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与中国移动合作开展的“中国移动爱心图书馆项目”

    在教育发展基金会,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一位年事已高、腿脚不太利索的老太太和门卫反复交涉,要求见张保庆副部长。看她的穿着打扮,门卫以为是上访人员,请她去信访处。老人不肯,又将电话打到教育发展基金会,称“必须要面见张副部长”。交谈后得知,老人已经75岁,这次专程来向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5000元人民币和价值40万元的房产,用于帮助有志气的穷学生上学。老人并不富裕,每月只有600元的退休金。老太太认为张保庆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人,值得信任,所以想把捐款亲手交给张保庆。最终,中国教育基金会仅接受了捐款。但对于房产,由于老人只有这么一处住房,是晚年生活的依托。故张保庆在谢过老人的信任和支持后,诚劝老人暂时先不要捐房产。

把钱花在刀刃上

    募款难,把募到的款花好更难。这是各基金会负责人共同的感慨。在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张保庆力求把每一分钱都花得透明、花得高效。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我们看到,向教育基金会捐赠的名单、款项和接受捐赠的名单及受助金额都在网上公示。上至来自一些企业的几百万、几千万的大额捐赠,小至来自个人的三五元捐款都一一在网上公布。公信力是基金会的生命,一个基金会假如失去了公信力,必将失去生存的意义和空间。

    对基金会日常开展的募捐活动的形式,张保庆认为也应注意成本,要切实有效,不能搞形象工程,切忌华而不实。例如,对搞募捐晚会,他的看法是一定要慎重。如果晚会能募到的款项还没有筹办的开支多,那就不如不搞。

    务实,把钱花在刀刃上,不必要的一分都不花,这是张保庆和他领导下的教育基金会一致观点。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各项工作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办好基金会
        是一项艰难而崇高的工作
——对话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

    2005年10月28日, 61岁的张保庆离开了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的现职岗位,结束了他在教育部26年的职业生涯。这位敢言的“个性部长”能否从一个惯于处理各种公务的部委领导转为一个享受诗词书法、满怀闲趣的老人?按照人们的推测,这时侯选择颐养天年,似乎并不符合张保庆的个性。况且,帮助更多的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一直是他未了的一桩心愿。

    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教育部和财政部发起成立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一事,虽已经过几年的酝酿筹备成立在即,但理事长人选却一直空缺。按规定,基金会的理事长不能由现职领导担任。所以,各有关方面的领导都一再极力推荐离开现职岗位的张保庆出任该职。开始时张保庆都予以婉拒。因为按其本意,他确实想在离开现职岗位后,能过上一段比较惬意、散淡的晚年生活。然由于个人经历所致,困难学生一事却使他一直难以释怀。多年来,他一直主管资助困难学生的工作。到其卸任时为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这个问题虽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远未得到理想解决。而成立基金会,则可以配合政府,在此方面继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故思考再三,最后张保庆还是答应了下来,并带领一批人迅速投入到基金会成立的操办过程。

    从2006年3月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到2008年年底,不到三年时间,基金会已募集到协议捐赠款、物21.21亿元,捐助困难学生约69万人次,开展助教项目58个。对于一个成立时间并不算长,专职工作人员也很有限的基金会而言,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成绩了。对此,本刊记者在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所在地,对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进行了专访,且听听他对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发展之路的看法和感言。

    记 者:成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初衷是什么?
    张保庆:应该说,基金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个新生事物。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虽然2006年3月底才挂牌成立,但早在1993年就开始酝酿了。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要成立“教育基金会”,向社会募集教育资金。为什么呢?因为我国的教育工作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事业,也是一项涉及范围最广、涉及人数最多的崇高的公益事业。教育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教育办不好,国家就没有希望。要想办好教育,无非是一靠人二靠钱。而根据当时的中国的国情,光靠政府投入是难以理想支撑起这个庞大的教育体系的。所以在“纲要”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多渠道中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成立“教育基金会”,向社会广泛募集资金,以弥补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不足。

    坦率地讲,教育基金会应该在上个世纪94年前后成立。由于种种原因,事情被拖了下来。到了2001年,教育部向国务院作出报告,建议成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当时,朱镕基担任总理,他很快就批准了。仍然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2006年3月才正式开始运转。这里面确实有遗憾,失去了不少可以募到大批捐款的机遇。

    记 者:您在决定担任基金会理事长一职后,对自己提出了哪些要求?
    张保庆:我这人有个特点,干事情要么不干,要干就必须干好。我在参与筹办基金会的过程中,对国内外的一些基金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做了一些了解。使我对办好基金会形成了几条理念:第一要有一个好的办会宗旨;第二要有一个好的决策班子;第三要有一支好的工作队伍;第四要有一套好的工作制度和好的工作机制;第五要打造出一种好的团队精神。在当前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基金会领导要以身作则,要有奉献精神,要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所以我到基金会的第一天就讲,我之所以愿到基金会来,一不是来养老的,二不是来发财的,而是为了第三条,即是来干事业的,且要千方百计把这项事业干大干好。领导者少一点私心,多一点事业心和责任心,这一条在当前很重要!

    记 者:您对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有哪些要求?
    张保庆:一是队伍要精干,即工作人员要少而精。基金会绝不能养人太多,否则难以为继。为此,对进人要严格选拔、严格控制。目前在基金会工作的全日制工作人员有13名,其中有6名在基金会领取全额工资。其工资标准参照教育部机关公务员标准发放,考虑到这些员工没有正式公务员所享受的一些福利,执行时会略高于公务员工资。5名仍在原来的单位领取工资。2人为兼职,我们只付给他们一些补贴。

    二是严格要求。对工作必须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工作态度、作风一定要好,且一定要廉洁自律。考虑到基金会所从事的是一种公益性慈善事业,是一个办实事办好事的地方。因此,工作人员必须通过自己多做事情、做好事情为基金会赢得声誉。说白了,基金会不是一个赚钱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可挣高报酬的地方。因此,我们在对工作人员的要求方面,始终提倡要有一些奉献精神。

    三是热情关怀。政治上要信任,业务上要多帮,使用上要大胆,生活方面的困难要及时帮助解决。同时,我们一直十分重视在基金会内部营造出一种团结一致、和谐共事的小环境、小气候。这一点很重要,让工作人员心情舒畅、干活愉快,从某种程度上讲,比多付一些工资还重要。不少人也是看上了这一条才愿意到基金会工作的。有的同志已考上公务员了,一听说基金会需要,就毫不犹豫地来了。

    记 者:有了这些敬业和具备奉献精神的员工,还需要使他们的工作发挥出最佳的效果,这对基金会的管理提出了哪些要求?
    张保庆:这包括许多方面。但最主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好的工作机制,形成一套好的工作制度。工作机制的核心是灵活、高效。基金会就是基金会,不能照搬政府机关的做法。在此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力气。例如,目前,在基金会日常工作运转方面,我们实行的是秘书长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我们有三个专职秘书长,一正两副。每个秘书长配备一名助手。三位秘书长各自负责一摊工作,既是负责人,又是项目管理者和执行者。每年的工作安排,经理事会讨论通过后,就交由三位秘书长分头落实、执行。我们一般都不再发文件,也不再开会,中间环节统统省掉。遇到特殊情况、需另行做出安排的,由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参加的碰头会研究决定。这样的会通常也就是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时间。另外,为保证工作的高效、有序运转,我们又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大家都按制度办事,一切都在制度内运行,一般也不用再请示汇报。这样,基金会日常工作的运转就高效、灵活、有序、规范了。

    记 者:灵活的工作机制保证了基金会运转的高效,但是涉及到大量具体工作时,基金会是怎样解决人员数量少和运营成本低与落实大量具体工作之间的矛盾的?
    张保庆:灵活的工作机制和低成本的操作机制很重要。工作成本一高,如果募到的合法收入不能满足成本之需,则势必会另想办法,也就是说很可能使基金会工作偏离原来的宗旨和方向。所以基金会的日常运行成本绝不能太高。何况,我们这个基金会迄今为止,仍坚持除政府委托项目外,对个人、集体捐款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做法,这就要求我们更要注意节约工作成本。在此方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降低人力成本。具体做法是“小核心,大外围”。即在基金会拿工资的人一定要少而又少。我们的专职工作人员,说白了都是项目负责人。大量的具体操作则由兼职人员或志愿者协助完成。比如一些离退休人员,他们身体好又愿意干,我们都可临时聘来参与一些工作。他们的工资、住房、医疗等问题都仍在原单位解决,基金会每月只为他们发适当补贴。此外,我们请了许多志愿者。现在许多人都愿当志愿者,这是像我们这样公益性基金会的一支很重要的非专职工作队伍,大有潜力可挖。我们正在计划在全国建立一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此外,为节省工作成本,我们还充分利用了现代化的办公工具。能用这些工具把事办妥的,就不要再采用开会、出差一类的传统做法。还有,我国的教育工作有一个庞大、完善的管理系统,基金会开展的许多项目,完全可以依托这个系统来进行;另外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及其驻各地的工作机构也是一支很精干的力量,他们经常在工作上主动助基金会一臂之力……上面这几项加起来,就使基金会工作成本大大降低了。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张保庆接受记者采访

    在基金会工作近三年来,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觉得募款难,而把募到的钱花好更难。我们基金会的工作重点,是配合政府做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且是直接接收困难学生个人的申请。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核对申请者的实际情况。如果把募来的钱花到不该资助的学生身上,那就违背了基金会的初衷,也影响了基金会的声誉。如果对每个申请者都由基金会出面去核实情况,则工作成本会高得惊人。比如现在资助一个高中生每年大约在1000元至1500元之间。假若贵州的一个高中生向基金会提出资助申请,基金会为核实该生的有关信息而派人坐飞机去当地搞调查,那么所开支的工作成本就会远远高于应资助的金额。这肯定不行!所以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个实际问题。基金会已采取了上述的种种做法,但这个问题还未彻底解决。

    记 者:基金会组织每项工作时,都在考虑如何尽量降低成本,本着这一原则,您对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有何想法?
    张保庆:在此方面,我想今后主要应继续抓好四件事:一是继续多聘用兼职人员,凡兼职人员能做的,就不用专职人员。当兼职人员达到一定规模后,则在稳定、提高上下功夫;二是在全国建立起一支相对稳定、分布均衡的志愿者队伍;三是花一至两年左右的时间推动省一级教育基金会的建立和完善;四是完善、改进基金会自身的网络信息系统。将以上四者联合起来,争取形成一个适合基金会工作特点的助学助教审核体系。再加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力量,基金会的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加高效、节约。

    总之,我觉得一个基金会能不能很好地发展,低成本的操作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把捐赠者的捐款确实用准用好,是基金会工作的一个难点。对此,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

    记 者: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的时间并不算长,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已经累计募得21.21亿元的款物,取得这些成绩主要靠的是什么?
    张保庆:主要靠两条:一是工作,二是诚信。在基金会的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既要对捐赠者负责,也要对受赠者负责”的精神,并彻底贯彻“公开透明”的原则。我们基金会对所有捐款者名单及所捐款物的数量都要在网上公布,并发给正式认捐书;对于每笔数额较大的捐款,其使用情况都要定期向捐赠者本人作出反馈;在捐款的使用方向、资助项目上,一方面,我们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意愿,不折不扣按其意愿落实,并将结果及时公布;另一方面,在落实过程中,我们不谋取任何私利,即认真为捐赠者“打好工”。要求每位工作人员都要认真细致地对待每一环节,把工作做成真正的公益、慈善事业。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在基金会刚开始运转时,我们就公开承诺:除政府委托项目外,对个人和集体的捐款我们不提取任何手续费,捐款完全用于开展捐赠者所希望的助学助教项目。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对申请资助者,我们也要通过各种办法认真核实申请者的情况,做到情况准确,资助得当,并确保资助款能送到应资助的人员手中。所有申请获准资助的人员名单、资助金额也一律在网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近三年我们资助的69万名学生名单,无一例外,都做到了事先公示事后公布。在此方面,我们已形成了一套较切实有效的做法。迄今为止,对我会开展的助学助教项目,大家都比较满意,未发生错乱或告状的情况。正是由于这些做法,使我们这个基金会赢得了各方面的信任。不少单位和个人也愿意放心的把款物捐给我们。

    记 者:社会上对基金会善款的管理和使用方式非常关心,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是如何管理善款的?是否也会想办法让它增值,以使善款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保庆:首先,必须确保把募到的钱,也就是把到手的钱管好,绝对不能出问题,否则就没法向社会交待。为此,在我们有限的6个专职人员中,就安排了2个人负责管钱:一个出纳,一个会计。另由一位专职副秘书长负总责。同时,制订了严格的资金使用、调配、运作制度,负责管钱的同志必须严格遵守。同时,我们还执行了按月与承办银行对账制度。做到每笔收款、用款的来路、去向都清清楚楚。另外,我们还自觉定期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第二,关于增值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努力探索,但做法则要慎之又慎。目前,我们已明确规定:一是坚决不炒股,二是坚决不跟别人合资办企业,三是坚决不搞无把握的投资项目。在找不到安全、规范的增值项目和增值出路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宁可老老实实地把它存在正规的银行。一句话,冒险的事坚决不干!

    总而言之,对基金会来讲,对所募款项进行适当增值是可以的,但是必须采取最稳妥的办法,如果一时做不到大幅度的增值,也要确保不流失。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记 者:您如何看待基金会的声誉问题?
    张保庆:声誉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使基金会赖以立世成事、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和关键的软实力。现在,各类公益性基金会林立,相互之间竞争日趋激烈,谁有了良好的声誉,谁就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另外,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日臻成熟和人们对公益性事业认识的日趋理性,个人也好,集体也好,都会把款捐给那些声誉好、信得过的基金会。对此,我深有感触。例如,今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少个人和企业都愿意通过我们的基金会向灾区捐款。有一些企业的捐款,也是在“货比三家”之后才向我会捐出的。为什么?说实话,都是奔着我会的公信力来的。

    要提高基金会的声誉,如前面所讲的,固然有许多条,但最重要的一条,则是坚持它的公益性和非赢利性。对这一点,我这个当理事长的是要严格把关的。例如,近几年有些公司和个人答应为我们基金会捐款,但却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附加条件,有的要与我们合办公司;有的想借用基金会的名义捣股票;还有人要我们承诺每年给他几个上大学的名额等等。类似这样的捐款,我们宁可不要,都毫不犹疑地回绝了。两年多来,我们已先后拒绝了多家,可能拒绝的钱比我们募到的钱还要多。对此,我们一点也不后悔。我们的原则是:基金会一姓公(益),二姓教。钱多干钱多的事情,钱少干钱少的事情,但是一定不能干有损基金会声誉的事情。

    记 者:您现在对基金会发展考虑最多的是哪些问题?
    张保庆:我现在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把基金会办大、办好。基金会办不到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既成不了大事,亦难以健康、持续发展。比方说,去年向我们直接提出申请资助的困难学生有20多万人,经过评审,我们最终才资助了4万多人,这太少了,但没办法,巧媳妇难做无米之炊。基金会所募到的资金总量限制了我们。据我估计,全国目前各类困难学生大约有5000万人。最近几年我们总书记、总理很重视这个问题,先后较好解决了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困难学生的资助问题。高等教育阶段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可以说绝大多数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已得到了解决。但我们国家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确实还有一些困难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及时得到资助。我个人认为,在资助困难学生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项事业必须继续下去。对我们基金会来说,这仍是今后的工作重点。为了能多资助一些困难学生,就必须千方百计把基金会这块蛋糕做大。另外,对一个基金会来说,如果募款规模太小,入不敷出或寅吃卯粮,就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权和连续性,只能是穷于应付,谈不上办好。当然,办大办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

    记 者:说到助教问题,今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教育发展金会对灾区的支援和灾后重建做了哪些工作?
    张保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我会配合教育部、财政部,力所能及地开展了几项工作:一是竭尽全力,为灾区募到救灾款、物近两亿元。二是用所捐款、物,为三省重灾区高三学生(包括延期高考生)发放生活补助款、为四川灾区遇难及失踪师生家属发放抚恤金补助款、为四川灾区高考录取新生发放入学路费补贴。三是在灾区重点支持重建5所学校:其中汶川1个,北川2个,什邡和绵竹各1个。这5所学校重建的前期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均已就绪,计划2009年9月份全部建成使用。这是灾区在学校建设项目中最早的一批。将来对这5所学校的困难学生,我会也将持续提供资助。此外,我会还支持了另外的7所学校的重建工作。

    记 者:您如何看待基金会公益慈善资源的配置问题?它们是否存在地域和项目分配上的不平衡?
    张保庆:基金会在我国还是个新事物,大家都处在边干边积累经验的阶段。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也在所难免。我个人认为,目前在资源与项目分配上,确实存在一些急待进一步研究、解决或完善的地方。第一在宏观布局方面,存在一定的扎堆现象。第二对每个全国性公益基金会的定位有些混乱,需进一步明晰。例如,对教育方面的募捐,理所当然要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为主来承担。而目前的现状是,谁都可以以教育的名义开展募捐。虽都出于好意,但恐值得改进。第三,对基金会监督管理方面的个别规定,可能需要做些调整。例如,现在有一项规定,要求基金会每年必须花掉所募款项的70%,这就值得研究。因为一个基金会每年所能募到的资金是不均衡、多寡不一的,而每个基金会每年开展的慈善性项目,则是应保持一定规模和连续性的。例如,我们这个基金会,资助困难学生是它的重点工作,每年都应直接接受学生个人申请。不能说,今年募到钱了,就接受申请,明年募不到钱了,就不做了。这样对申请者来说,会搞得不知所措。对基金会来说,也无法向社会交待。因此,管理、监督的重点,应放在对基金会募款和募款支出的合法、合规和规范性方面。至于每年对捐款的支出比例,只要不是用于为基金会工作人员搞福利,则应坚持长流水不断线,应给基金会留有一些余地。

    记 者:您对基金会未来的发展有何期望?
    张保庆:对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来讲,我这个理事长打算干到70岁。也就是说,想再经过6年的努力,与同仁们一道,把这个基金会推向更好、更大。我不敢说把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办成规模最大的基金会,但一定要办成最好的基金会之一。这一点我的信心很足,只要能持之以恒、奋斗不懈,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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