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自己所在的单位举例说：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共有博士生导师105人，其中院士17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5人，但一年的招生名额只有90个。“这样好的导师资源不能利用，实为可惜啊!这明显是计划经济体制和严重的条块分割造成的资源硬性割裂。”

　　随着经费的增加，科研单位和高校争夺项目和经费日趋白热化。以至于科研人员只能不遗余力地四处申请项目，无法真正安心科研，许多单位为了拿到项目，不得不“搬出”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牵头这些项目。

　　对于这一现象，章祥荪委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大学校长、科研机构负责人掌握着大量资源，让他们担任项目组长，很容易拼盘式地集成成果。而科研人员有了这样的项目组长，由于不担心交不了差，创造性就大打折扣，这样的项目很难有世界性的创新成果。

　　对此，他建议，科研管理部门应限制这样的大项目负责人，甚至应取消这种成果拼凑、人员混杂的科研项目。

　　在说第三个现象之前，章祥荪委员先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虽然破解了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悬奖100万美元的庞加莱猜想，但他没有去领奖。之前，佩雷尔曼还拒绝了去领取菲尔茨奖等奖项的奖金，而是选择和他的母亲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

　　讲完这个故事，他话锋一转：“目前，各种不利于人才成长的潜规则愈演愈烈。在这样环境下，这种现象不可能得到提倡，希望科学家们的工作环境单纯一些。毕竟，一个在世界科技界有可见度的创新成果需要一个科学家多年、甚至一辈子的辛苦劳作。”

　　发言的最后，章祥荪委员说，科研体制改革不只是政府部门的事，也是我们科技人员和教学人员的义务。在当前全国上下对自然生态的关心已经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也应当开始关心科技和教育的生态问题了。

　　简短而又切中时弊的发言结束，会场上经历短暂的沉寂后，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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