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取消学校级别很有必要，不过对于有些学校担心取消行政级别后，可能会造成学校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出现困难的问题，顾秉林也表示了理解。“去行政化不是说把行政级别去掉就完事，应该有配套的制度。”顾秉林举例说，如果不要现存的行政级别，那么将来政府从学校里选人，将有怎样的制度衔接，这都需要考虑。“比如政府部门需要学校里的人去当司长，或要调出一个副省长，这种情况下怎么跟现实中的用人制度相衔接?”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不完全对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完全对立也是不对的。“两种力量不是完全对立的，只要是一个组织，就有科层结构、管理结构，这是组织运行和实行科学管理的要求，必然也就会产生层级，有一些人把这个作为行政化来看，是不对的。”

　　钟秉林也认为，去行政化必须界定好标准，得搞清楚什么叫“去行政化”。去行政化千万不能当成“无行政化”。
　　纪宝成特别提出了办学中两个范畴——学术权利和学术权力。他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利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具有平等性和自主性。权力则带有更强的社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一方是命令者，一方是执行者。因此他认为，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都是要防止的。

　　来自安徽的全国政协委员李和平认为，去行政化绝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他认为，高校应自主、自由办学，不应该受到约束，他认为在实现的过程中肯定会受到不少限制。“个人觉得，去行政化实现不了。”李和平表示，10年之内，高校的行政化倾向也许会有所改善，但程度不会很大，这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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