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某县人口只有40多万，本来县里的高中基本能满足需求。但是当地决定全力打造一所名中学，既满足本县学生的需要，同时希望借此吸引周边县的生源。很快，占地达500亩的新学校建了起来，偌大的学校可以同时容纳120个班。但是，大笔投入花出去了，生源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好多教室空置，巨额贷款让校长不敢在家过年。这件事成为当地教育发展中的一个深刻教训。

　　教育要发展，决策须先行。当前，我国教育发展面临的机遇很多，遇到的矛盾也前所未有。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专业化，正在成为引领教育健康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关键。教育决策该如何做到科学前瞻，更好地为中国教育发展服务，几天来，委员们对此建言献策。

　　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教授高正红：决策须调查研究尊重现实

　　“我们学校有一门非常重要的基础课，10年前要安排96个课时，现在却减少到32个课时，比起10年前，这门课的复杂程度增加了很多，课程时间安排却变为原来的1/3，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说起教育决策，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工业大学高正红教授深感其重要性。为了这门课程的安排问题，她专门找到学校教务部门，但是教务部门同样无能为力，如果对这门课程进行调整，别的课程就会被挤占，教学目标将无法完成。

　　“这些年来，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同时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很多学科快速融合，现在的学科要求和原来的课程设置产生了很大的冲突。这需要教育部门作出及时的决策，适应这种需求。”高正红说。

　　“应当承认，现在很多决策都是粗放式的，可能初衷是好的，但是有些决策带有一哄而上的特点，和基层的脱节比较严重。”高正红认为现在的决策缺乏足够的调研，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基层的现实和地方的差异性，致使执行起来无所适从。高正红建议，教育决策应当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不要按照一个模式来做，倡导宏观一些的决策，给基层留下可以调整的空间。

　　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把有限资源配置到关键点

　　“决策要有科学的方法，决策要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关键点，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和空间。”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认为，教育决策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教育的发展必须要以科学决策为前提。

　　以高等教育发展为例，李和平认为，从宏观上来看，虽然高等教育近10年发展相当迅速，但是地区之间的差异还比较大，存在一个不平衡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国家层面还有发展的余地；同时，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要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现在来看同样存在问题。从微观上来看，高校在围绕国家教育方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环境等很多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家的综合实力在不断增强，但是各种资源和条件还是有限的，用来发展教育的资金同样是有限的。所以，在教育决策之前需要分层次理清教育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抓重点、抓主要矛盾，围绕重点问题决策，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关键点。”李和平说。

　　李和平建议，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决策，应当更关注教育公平，更关注高校的能力建设，要尽量整合资源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如果决策者对教育发展有把握，就有利于形成科学决策，有利于形成教育发展的良好局面。

　　李和平同时认为，决策内容也不应受局限，加大教育投入不能只包括钱的投入，它同样包括政策的投入、人才的投入等，决策要形成合力，否则将很难适应创新人才发展的需求，很难适应国家教育发展的要求。

　　政协委员、天津河西区教育局副局长孙惠玲：决策应做到科学前瞻

　　“现在不少教育决策并不注重有效性，红头文件有时候发得太多、太滥了，有的同志甚至看都不看一眼，根本不往心里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河西区教育局副局长孙惠玲说，这是教育决策的悲哀。

　　“教育决策很重要的是要科学前瞻，我们的决策不是仅对今天，更要对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有价值。”孙惠玲说，任何一个决策出来都要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能让大家无所适从，同时自己的权威性也没有了。

　　教育决策应该怎样做到科学前瞻？孙惠玲认为，这需要决策者首先要有世界的眼光，决策之前要充分了解各国教育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发展趋势和所取得的经验教训，要借鉴吸纳。同时，孙惠玲认为还要有面向未来的眼光。“我们要预测未来10年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该怎样为社会的发展做支撑，决策要为未来服务。”

　　孙惠玲还认为，决策还应有一种现实眼光，要针对今天，放眼明天，要针对今天的国情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来定位未来，为未来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我建议，要在决策中实行民主。”孙惠玲说，相对重大的教育决策不应成为教育内部人的专利，参与决策的人应当既包括官员、研究人员、校长、教师、家长，还应包括足够多的社会人士，更多具有代表性的人参与进来，将有助于丰富决策的视角，更趋于科学。

　　“到目前为止，我很少看到有谁因教育决策失误而被惩处，教育决策的事后监督机制也需要尽快完善。”孙惠玲认为，当前谁来监督，怎么监督需要很好地解决。她建议，督导部门应更加独立，明确他们的责权，使督政职能更好地落到实处。（本报记者　王友文）

 

　　《中国教育报》2008年3月13日第2版